中共执政三个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
　　 最新一期的《瞭望》刊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李忠杰的文章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研究现实提出的课题，同时，又要善于研究和总结执政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其执政的经历，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但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所以，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一些局部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有的，如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是按全国性政权的构想建立的。
　　 围绕着在革命战争环境下如何掌握政权、如何组织政权、如何运用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井冈山时期的红色政权，中央苏区的政府框架，延安时期的“三三制”、“精兵简政”，一些革命根据地开展的选举活动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初步尝试和经验。
　　 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设计和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包括建立了新的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等。
　　 从1949年到1956年，党比较谦虚谨慎，注意科学地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从1957年到1965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党委加强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和管理，但也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党对政权机关包办代替的趋势。“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先是遭到全面破坏，继而走向畸形发展。所谓“革命委员会”的体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政合一，甚至“有政无党”。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违反了执政的基本要求。
　　 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到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逐步改善党的领导。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意见。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比较突出的进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加强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正在进行新的探索，进一步解决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 重要关口的重要会议
　　
　　 中央全会是党就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凝聚全党智慧，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的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治国理政的思想政治总动员。证诸党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产生深刻影响，给当代中国带来巨大变革的决定，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央全会上作出的。而本次全会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主要议程的动因，是因为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执政，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必须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潮流和规律，其执政方式既要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也要符合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普遍规律，其执政能力必须符合人民群众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在本次全会召开前，不少观察家都认为，进入新时期后，虽然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面临的内外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改革与发展的难度甚大，社会矛盾增多，国际环境诡谲多变。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还很不太平，国际政经格局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动向。“一超多强”格局基本形成，并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恐怖主义依然猖獗，国际反恐陷入“越反越恐”僵局；世界经济环境剧烈波动，国际油价起伏不定，能源之争日益激烈；世界科技依然在急速发展，人才争夺加剧，……。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如何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科学决策自己发展道路的挑战与考验。
　　 从国内形势看，在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僵化教条的理论，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仍在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如何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以创新的理论引导全体人民的创新实践，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向更深层次、更广的领域发展推进的过程中，新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出来，甚至是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并与尚未解决的老矛盾、老问题缠绕一起，形成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个大沟大坎，这对党驾驭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新的考验与挑战；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党的依法执政的自觉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何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如何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在思想文化领域，境外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峻挑战。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使满足各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思想文化资源的配置、利用和社会效果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人们享受文化资源的权利开始与市场经济的运作相联系，自主性更强。现有文化体制与文化发展需要不相适应，文化产业落后。这种全新的时空环境，对党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与此同时，在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等工作中，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非常突出，一些党政职能部门、执法机关的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
　　
　　本次全会的几个观察点
　　杨桃源
　　
　　 本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内涵十分丰富，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相映照，有许多值得留意的观察点：
　　 本次全会的决定，是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而理论的创新，正是全面加强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理论和纲领是执政党的行动指针，是凝聚党心、赢得民心的旗帜。理论的因循守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裹足不前。党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就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全部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本次全会对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市场经济虽然是走向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但“布满荆棘和陷阱”，将之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而对之实行科学的驾驭，则需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解决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熟练的操作技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执政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和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着力点，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在制定和执行这种制度、规范和程序时，是否能真正按照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而依法执政，既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也理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的活动如何进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如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能否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力戒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来贯彻政令措施，避免权力运行的无序和混乱，这既是时代要求，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题之一。
　　 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全新课题。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当前，在全球和信息时代的大潮中，中外文化正在进行着史无先例的交流与碰撞，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受着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巨大冲击。承接传统，继往开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困局之中。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党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考验。
　　 整合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锋，并且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如何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地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十六届四中全会缘何将加强执政能力列为重要议程?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虽排列为第二项议程，但却是会议的主题所在。
　　 一是，同前几次中央全会，特别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贯通呼应，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一以贯之把党的建设视为革命和建设的法宝的精神，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完善自己的新的努力。
　　二是，提高决策的权威程度、号召力和指令性，以中央全会名义把党内思想集中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会议集体决策制度中，中央全会有特殊的重要性，既同通常称谓工作会议或是干部大会这种主要是执行性质的会议有所不同，又同主要是决策性质的会议不同。它是属于决策权力层位很高的一种会议，仅次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验证明，历次中央全会“集众思、广忠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显示了很强的凝聚力和约束力。
　　三是，在中央全会上形成的决议文件，既是一个政治文件，又是党内的“成文法”，融二者于一体，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央文件特别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制定和效用。全会决议除了有组织约束力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容量相对较大，有较充分的阐述理论、分析形势、解释任务、规定纪律的文字空间。
　　文章最后总结到，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完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写进党章总纲即党的基本纲领之中，这是有党以来主要是指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以绝好的时机、绝好的命题、绝好的方式，积极、正面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既是一种主动姿态，又必然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加政治主动性。
　　文章认为，可以预期随着四中全会成功举行，随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有望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生活带来积极变化。首先是随着执政能力的增强，“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有望更进一步落实，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得到更大实惠；其次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望得到更加扎实推进和实现新的繁荣；最后，党的自身改革和完善也将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啥成为“重中之重”
　　
　　 据新华社16日播发的《抓好党建的“重中之重”》报道，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勇敢地迎接新考验、新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正在达到新的高度，体现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科学判断和高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执政能力建设重要性 党中央的思考不断深化
　　 2004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上海考察工作。他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2003年2月召开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从“战略任务”，到“重点”、到“重中之重”，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在不断深化。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长江认为，把执政能力建设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是我们党过去没有的，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党建专家认为，尽管55年的执政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但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仍然给党的领导和执政带来多方面的巨大挑战。
　　 来自三方面的严峻考验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所以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我们党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能不能牢固树立、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执政，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推动社会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审视世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
　　 ———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如何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如何有效遏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国情、世情、党情，问题、矛盾、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增强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本领。
　　 县级干部66．9％自认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
　　 有关部门最近完成的一项问卷调查，引起许多人的深思：在受访的县级以上干部中，66．9％的人表示自己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强，58．1％的人表示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比较弱，表示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能力不强的，分别占35．7％、43．4％和19．9％。
　　 “近20年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陆续丧失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及时适应执政环境的变化，积极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白钢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调试，更好地面对挑战，正是一个政党成熟的表现，是她走向政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华社2004年9月16日）
　　
　　中共以执政能力建设求国家长治久安
　　倪四义 全晓书 赵磊
　　
　　１６日在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中心议题，这在治国理政５５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首次。
　　此间党建专家指出，突出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要求、新特点，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求得国家长治久安而迈出的坚实步伐。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建专家虞云耀把这一举动归结为中国共产党所发生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夺取政权转变为长期执政；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转变为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建设，主要侧重于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等；现在突出执政能力建设，是因为“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虞云耀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
　　 回溯历史，王朝更迭；纵观各国，政党进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佐证历历在目。
　　 早在执政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要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对此，中共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实践表明，发扬民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因为民主被践踏，党和国家的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被推到崩溃的边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法制建设历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人则把“依法治国”的方略写进了党章和宪法。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卢先福指出，经过５５年执政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不断丰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成功驾驭了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党在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有些问题亟待解决。
　　 他援引中央党校最近一项对县以上干部的问卷调查结果说，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缺乏或较弱的占被调查者的一半以上，应对复杂局面能力较弱或手足无措的占三分之一强。比如，去年非典疫情就让人们惊觉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不足。
　　虞云耀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其实根源于中国深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任务和压力很重，改革开放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凸显，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进入人均ＧＤＰ超１０００美元的阶段后，中国社会稳定的问题非常突出。这些因素都要求执政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改革中驾驭好全局。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些问题显然有了清醒的认识。主政以来，他们推行民主，实施法治，建设负责任政府，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在中共多年探索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今年年初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带来了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主监督气氛的活跃。《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６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的颁布施行，应该说是此次全会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中心议题的有力前奏。专家指出，这６个文件旨在用科学的制度、民主的方法、良好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把各级官员选准用好，是中共提高执政能力的切实步骤。
　　“执政能力的实质和关键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就会失信于民，给党造成危险，”研究党建的专家叶笃初指出。他说，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会给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积极变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将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将获得新的进展；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完善，包括自我纠错及惩治腐败方面可望取得更大成果。（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６日电 ）
　　
　　十六届四中全会：执政党审视自我
　　李梁　苏永通
　　
　　9月7日，新华社播发一则消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于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这一消息对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党建专家叶笃初而言，透露的远不止上述信息。
　　“新华社发布中央全会召开日期，过去一般就是一句话。这次消息以800多字的篇幅，实际上透露了全会即将通过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决议的大体框架，表明政治局对此早已取得共识。”
　　 令叶笃初感兴趣的还有文中一些表述。“政治局会议就会议决议在会前形成表述，并提前以‘会议认为’和‘会议指出’的语言将其公之于世，这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没有过的事，显示中央领导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已经考虑成熟。”
　　党建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4年6月29日下午，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十六大以来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黄宗良教授和中央党校党建部卢先福教授。两位知名党史党建专家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
　　20多天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便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又是20多天后，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用了较大的篇幅，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被党建专家称为“执政七谋”。
　　中央主要领导在几个月内连续多次，就同一个问题发表看法，既表明了“执政能力建设”在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程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的时期，它被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高度。
　　自从市场经济大潮摧毁计划经济后，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方式感到茫然。而一些党员干部更脱离了群众，腐败问题严重。
　　近几年中，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例如世界上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失败，我国遇到非典这种意外和其他灾难性的突发事件，这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增强执政能力的问题。
　　世界上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现在的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过去认为改一下方法和作风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他指出，这需要从整体上来思考和把握执政规律与执政能力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抓手”
　　邓小平生前曾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谈话，嘱托他们“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希望，在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在内，我国各方面工作都能达到成熟定规。
　　王长江认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意味着党的改革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开辟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这等于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推进整体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表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数年前，王长江在中央党校地厅干部进修班的一次讨论中，提到了“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学员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王长江讲完后，一个学员立刻表示想谈点看法。只听他用很不理解的语调说：“我对‘合法性’这个用词从感情上很疑惑。难道我们堂堂这么大一个执政党，还是非法的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
　　事实上，这里的“合法性”是一个政治术语，意味着公民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权力的信任和认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对一位省部级学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讲的几句话至今记忆深刻。
　　这位省部级干部从自身的工作经历中体会到，今天从老百姓角度看执政党，有几个“看”和几个“不看”：不看历史看现在，不看说的看做的，不看中央看基层，不看政绩看败绩。
　　谢春涛说，现在改革的难度甚至不亚于“文革”结束初期：“过去可能只解决温饱问题，现在老百姓对经济、政治、文化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于共产党来说，老百姓肯定是拿世界上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你，这高过任何一个时期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要求。”
　　王长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执政党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制度的合法性。
　　有专家认为，此次四中全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有望继续深化，对于干部选拔中提名权的问题、差额选举等问题将有望出台一些实质性的制度。
　　“加强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执政能力。”王长江说，“合法性意味着你的执政成本。合法性高，执政成本就低；合法性高，认同就高，你的政策老百姓很认同，还没出来他们就悄悄干开了。政策一出来，他更群情高涨，那你还有什么执政成本啊？”
　　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今年年初，历时13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正式出台，两天后，传出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二审被维持死刑判决的消息。
　　当即，有评论家发表文章《党内监督条例能否管住王怀忠》，认为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党内监督的法规“缺位”，最重要的还是真正落实，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腐败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的“毒瘤”，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
　　对于腐败的严重性，谢春涛说：“尽管大部分党员都是好的，但是少量有问题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其在党内占的比例完全不相称，恶劣影响大得多。
　　此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长期以来党内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问题。
　　 (来源：《南方周末》)
　　
　　透析十六届四中全会与中共执政新局
　　程瑛、卢波、于津涛、肖山
　　
　　执政中国55年后，中共突出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
　　9月16日至19日，聚焦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
　　上一个甲申年1944年，中国命运未定。郭沫若为在北京执政时间最短的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覆亡写下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后很是赞赏。
　　毛致信郭：“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这样的瞬间，中共党史上并不罕见。60年世事沧桑，新世纪的第一个甲申年，已经取得全国执政地位55年的中共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集中探讨执政能力问题。
　　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说明，中共认识到执政能力不光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个人执政能力的问题，还必须探讨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正因为如此，全会决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之前，其征求意见范围不仅限于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包括十六大代表，这在中共党史上实属罕见。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把“改善领导体制，增强执政能力”写进党章总纲，到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七一”讲话;从建党纪念日前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借鉴苏共亡党教训研讨执政能力，到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首次阐述执政能力建设的7个基本范畴，实际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工作框架已然浮现。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共执政能力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性”的考验，“提高中共执政能力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维护党的执政安全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面前”。
　　第一次对执政经验进行系统总结
　　对于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占有的重要位置，人们不会有任何疑义。这次会议第一次对中共55年的执政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它向全世界彰示了一个新的认识：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已成为检验党的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也直接决定着党领导的事业的盛衰兴败。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四中全会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探求解决的，是“根本性的课题”。
　　“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中共一大纲领的第14条曾如是规定。
　　“但是，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和55年和平建设，中国社会和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提出执政党概念是对基本历史事实的尊重。”中央党校辛鸣博士说。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张志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理论界对这个提法不是没有争议。人们会对过去习惯的工作方法产生了路径依赖，昔日形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经验会时时影响党内同志的思考和行为。
　　在此意义上，四中全会是一次统一全党思想的大会。
　　而从现实来看，中共高层认为，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难度增大。
　　此外，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更是对中共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党必须面对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虞云耀表示，中共的历史方位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了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他说。
　　明确提出执政理念概念
　　在胡锦涛总书记对执政能力内容加以细化的7个范畴中，“执政理念”位居其首。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执政理念的概念。
　　中共的执政理念，是以执政宗旨为核心的一整套执政意识体系的价值判断。其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宗旨始终如一。具体而言，在党内，中共执政理念被解析为“4个意识”：
　　一是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要改变那种只靠权力领导，片面强调管理、控制的领导方式，更多地强调服务和责任。
　　二是执政兴国的发展意识。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使人民群众长期受益、真正受益。
　　三是依法执政的法制意识。要求党要善于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合法程序变成国家意志，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四是执政图治的忧患意识。只有居安思危，才能增强党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自觉性、主动性。
　　中共首次对执政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并加以明晰化，开辟了党的工作的新局。
　　“在这个时候明确提出执政理念的概念，说明中央清醒地看到了矛盾所在。”河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张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执政能力体现在人民的认同上
　　所谓党的执政能力，无非就是党掌握和运用权力的本领。但执政的关键是什么呢？
　　“执政，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此情形下，中共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执政能力谁来评判？人民群众最有资格。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体现在它能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上。在现代社会，构成这种认同的有三大因素：理念、程序和政绩。
　　执政是否等于领导？领导是针对全部的国家和社会生活而言，而执政则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领导主要是政治活动，而执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动。在执政活动中不能简单搬用政治领导的手段和方法，不能把政治领导和执政行为看作一回事。
　　党的执政能力是否等于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不仅体现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还体现在党员身上。虽然不是每个党员都在执政，但如果相当一部分党员素质不高、能力平庸，那就很难让群众相信党有很强的执政能力。
　　此外，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是否合理，党的体制机制是否科学，决定着党的执政功能的实现程度。比如，党政关系不顺，就会使两套班子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造成内耗不断。
　　完善三大执政方式
　　今年5月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被定性为“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标本”。当地政府为一项商业性开发项目而实施的“株连九族”式的拆迁政策为全国熟知。
　　邓小平曾提醒：“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对执政能力的探讨已有时日，理论框架的宏大叙事已经展开，而四中全会在具体执政方式上的突破引人注目。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指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目前中共对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内容和目标的准确概括和表达。”
　　科学执政，就是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中共权威人士认为，要科学执政，就不应当是简单地实行党政的所谓“分”与“合”，把不同性质的权力在党政之间作简单分割，而是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不同职能。
　　要民主执政，就不应当是党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而是扩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决定、监督，让他们真正成为主人。
　　要依法执政，党就应当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努力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
　　这样，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才能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党首先应当是民主的
　　四中全会被认为是一次具有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意义的会议。
　　邓小平曾把权力过分集中概括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而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则被认为为害尤甚。党内民主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
　　这次全会决定把它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解决的是如何使党更有活力的问题。执政党自身有没有活力，直接关系执政能力的强弱。”李忠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明确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逻辑十分清楚：既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领导着民主化的党，自身首先应当是民主的。没有党内民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完全的，不可能深入下去。
　　中央高层进一步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其本质上是指政党各种活动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一是推进“公开透明”，即要求“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 二是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当前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
　　中央党校辛鸣博士指出，“目前，发展党内民主的着眼点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从授权而言，全会之后，在党内选举方面将加大力度;从用权而言，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部门沿着推进党内民主的方向，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为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参与决策建立通畅的渠道，并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对权力运行结果也要进行制约与监督。
　　界定政党权力与国家公共权力
　　四中全会表明，中共正在明确界定党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领导的原则，以进一步明晰党和国家公共权力的职能，实现真正的党政职能分开，从体制上理顺党政关系。
　　事实上，“文革”之后，中共就力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解决党政关系的体制弊端。
　　然而，后来在改革中出现的“党政分设”式的所谓“党政分开”，没有达到党政职能分开的改革初衷，“一个人说了算”的老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同时还造成了新的问题，比如党政一把手闹矛盾的“内耗”现象，比如常委班子内部和四大班子的职数太多、效率低下的现象，比如党委、人大、政府之间职能不清、运行紊乱的现象，比如四大班子之间职位重叠、难以协调、执行不力的现象等。
　　四中全会后，在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方面，将更加强调党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面，将更加强调党要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争议提供法制保障。
　　在党政关系问题上，一些规定将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如强调党委在同级“四大班子”中的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强调党组在人大、政府和政协内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规范党政机构设置方面，提出要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交叉任职，切实解决党政领导成员分工重叠问题，减少领导职数，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提出要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规定一般不设实体性的办事机构。
　　为政之要在用人
　　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中央媒体报道了中央集中出台的一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被外界评论为“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已由局部改革、单项突破的阶段转向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党的执政骨干是执政活动的直接主体，他们的能力，直接反映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提高执政骨干的能力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了。”
　　权威人士指出，四中全会以后，有两项工作将全面推开：一是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二是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
　　中央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总结并完善了长期以来被实践证明成功有效的一些做法。
　　譬如，全面推行和继续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加大干部交流力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考察、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等。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中央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譬如，针对干部任用制度不完善的状况，提出研究和制定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职务和职级相结合制度、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干部分类管理办法等。
　　在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上，中央既对多年来在改革探索中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充分肯定，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领导班子建设新要求。
　　这表明，对领导班子，要从政治立场的要求、工作态度、工作魄力、自身形象、班内部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考察。
　　以开放胸襟看待执政规律
　　四中全会还表明，中共已认识到，政党执政有规律性可循。
　　今年夏季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学者们建议，执政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借鉴其他政党的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本党历史上的执政经验。
　　权威人士指出，虽然，政党的阶级性决定着它的局限性，但是，政党毕竟都力图使权力能够在自己手里保持更长的时间。这样，在功能、作用、活动方式等方面，政党就会有许多反映共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因此，权威人士指出，“认识政党活动规律，必须清醒地看待并认真探索这些共性和普遍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作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不相容的东西而拒于千里之外。”
　　在把握中共执政的特殊规律方面，这些年来，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在理论创新、处理发展与执政兴国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党内民主、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正确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等方面，都有新的内容。
　　新一轮发展的号角
　　许多普通民众都在关注四中全会。湖南来京务工农民陈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报纸上说要讨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很好，“但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农村有些年轻人不太愿意入党，甚至有人提出入党会被朋友笑话”。
　　他认为，这是因为现在有的基层党组织的威信特别是在一些农村中的威信不高引起的。“共产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关键是如何重新树立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靠天天喊口号能喊出来的，要靠扎实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四中全会之后，关键在于如何使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诸项重大举措得到贯彻落实，这样，中国面貌就会发生积极变化。
　　中央党校另一位教授认为，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老百姓也许考虑不到，但研究者知道底细。
　　这位教授举例说，今天，年轻人装修自己的新房肯定想不到要买两张领袖标准像，但是当年年轻人分到新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领袖像。很少有人知道，1980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今后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消除个人崇拜。国人沿袭几十年的习惯就此改变。
　　不止一次，这位教授看到孩子拿来的登记表，向父母询问什么是“成分”。孩子们不知道，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废除了1953年《选举法》中成分是地主的公民不列入选民名单、没有选举权的条款。中国人从此对“成分”逐渐陌生。
　　人们习以为常的改变有很多很多。
　　这位教授强调，改革开放不光是“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在巨大物质财富之外，它还给大家带来了另一种惊喜。
　　外界评论认为，四中全会探讨执政能力建设的信号，将吹起新一轮发展的号角。
　　
　　十六届四中全会--历史自觉与执政新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重要关口的重要会议”。认真学习会议精神，我以为还应该再加上四个字“重大突破”。中国共产党人以清醒、深厚、高度的历史自觉，通过丰富执政能力的内涵，在执政理念、政治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等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为我们党紧紧抓住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切实肩负起执政兴国这一伟大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执政走出了一条新路，执政也走上了一条新路。这“新”体现在很多方面，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方面，但至少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一、自觉意识到执政过程中的一些不适应现象，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拓宽了执政能力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封闭状态下执政”到“开放状态下执政”，其执政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对执政能力更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当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与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习惯了的、学会了的执政环境很大不同。比如，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产生了相当多的具有不同利益追求的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我们在执政时可能更多的是要讲“协调”与“协商”，而不是“团结”与“命令”；再比如，社会状态更加开放化，各种交往关系空前的活跃，各种社会性活动此起彼伏，这种情形下执政更主要的恐怕是科学、有机、柔性地“整合”，而不是僵化、死板、刚性地“控制”；还比如，随着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民众势必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相应、同步发展提出诉求，我们执政不仅要继续解决好生活的温饱，还要学会并解决好在思想充分解放与精神极大满足情况下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正因为如此，四中全会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这五种能力的基础上，对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等等提出了新要求。这反映了我们党执政不仅仅停留于能执掌住政权的层面，更是着眼于如何更好地执政和如何执好政的更高层面。
　　二、自觉意识到执政过程中的一些不正确倾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实现了执政理念的创新
　　执政理念是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与定位，不同理念导引下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会体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以往的执政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见物不见人”，有意无意忽视群众利益的不正确倾向，虽然这只是极少数现象，但也确实值得引起我们党的重视。执政能力的提升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相反，不是把人作为手段与工具；执政是为人民执政，而不是相反，不能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寻求什么别的利益。有鉴于此，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这都是我们党在对执政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这一执政理念更加科学、更加进步、更加体现出了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这一执政理念已经体现在了我们党的执政实践之中，最新一次修改宪法把“保护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进去，就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在维护人的权利方面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三、自觉意识到执政过程中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坚持科学执政、依法治国，贯彻执政方略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必须确立和维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威。但维护权威不等于让党凌驾于社会之上、凌驾于法律之上、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有相当一些党员干部不懂得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习惯性地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强化行政命令和政策手段，搞强迫命令，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些不规范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党的执政能力高与低不仅仅表现为刚性的控制与自上而下的指令，更体现为社会动态有机的和谐和群众自觉自愿的认同，体现在法律的自觉维护和法治的自觉践行。
　　通过四中全会，我们认识到，在现代法治国家，执政党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活动，它有依法执政的责任与义务，而不能享有任何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特权，党的活动要进入国家法制的轨道。通过四中全会，我们还认识到，对于执政党的成员来说，"依法治国"的方略不仅要写在文件上、见诸于报告中，更要树立在头脑中、落实在实践中。我们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重申党要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及其相应的程序和手续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明确提出党应该在贯彻实施宪法上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高度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强调党要善于通过法律正确认识、选择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善于通过法律的实施，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实现利益整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切都反映了我们党在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方面找到了新方式、新途径，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有了新举措，在通过依法执政，提高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提高执政的科学性、有效性方面有了新突破。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在贯彻执政方略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没有历史自觉，走不出执政新路：没有执政新路，实现不了所负使命。从历史自觉到执政新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可以当之无愧的说是一次"在重要关口实现了重大突破的重要会议"。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将会看得越来越清楚。（2004年09月20日 《经济参考报》）
　　
　　求是：依法执政是改革中共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
　　
　　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的文章说，坚持依法执政，是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
　　中共十六大从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要求，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文章说，在这五方面的能力建设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同时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显著特点。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因此，坚持依法执政，是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
　　坚持依法执政，体现在政府工作中，就是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要创新，是政府正确行使行政权力的基本准则。曹康泰强调，一定要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2004年09月17日 中国新闻网）
　　
　　海内外舆论评四中全会成果 推进政治改革成焦点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援引学者的观点称，中共在面临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紧要关口的大背景下，必须以新的角度来处理执政问题。
　　文章还写到，中共进入新时期后，虽然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面临的内外形势仍然十分复杂，改革与发展的难度甚大，社会矛盾增多，国际环境同样复杂多变。这一切都对执政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章称，从国际环境来看，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还很不太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动向。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如何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科学决策自己发展道路的挑战与考验。
　　文章还称，从中国内部形势来看，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一些僵化教条的理论，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仍在严重束缚人们的手脚。如何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以创新的理论引导全体人民的创新实践，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日本时事社的报道称，胡锦涛和温家宝今后将在政治方面把“重视群众”摆在首位。并且将清除腐败，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机制，实行党内民主，推进真正的政治改革。
　　日本共同社报道写到，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载入了有关选拔干部要透明化和加强监督体制等内容，其目的是纠正党内的腐败现象。 （2004年09月20日中国新闻网）